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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的深圳,能否跨越10道门槛继续前行?

这个8月,对于深圳来说,是特殊的月份,8月26日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的日子,而8月18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国家政策投放1周年的日子,经济特区说的是深圳的既往40年,先行示范区说的是深圳的未来30年,可见,8月的深圳,充满“继往开来”的浓郁气氛。


近期,太多的人在谈深圳既往的40年,激情流年,激情回忆;也有人在前瞻深圳未来,几多设想,几多豪迈。我来深圳将近30年了,也算见证了这座奇迹城市的一路成长,也想在那亲身经历过的历史通道里重拾浪漫情怀,然而,面对当今国家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想到深圳担负的极其艰巨的先行示范区的历史使命,我更想谈一谈深圳未来的路如何走得更稳、更好。

在深圳面前,现在有10道门槛。深圳的再发展,如果不能成功跨越这10道门槛,或者说不能完成这10大艰巨任务,深圳将沦为一座常规化的城市,曾经的辉煌也将逐步湮灭在未来历史发展的通道里。


以我在深圳30年的阅历来研判,深圳成功跨越这10道门槛,或者说成功完成这10大艰巨任务,应该有着坚实的城市精神和实战底蕴的支撑,所以,我这里的考量很可能就是杞人忧天。不过,作为一个深圳市民,我想到了,还是想说给自己的城市听一听,也许有那么一点提示的作用呢。

 

第1道门槛:能否守住并深度弘扬市场化这个超级法宝?

 

常常有内地朋友问我:深圳和内地城市的最大差别是什么?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是市场化。深圳的小政府、大社会以及小政府、大市场的格局,我是深刻感受到了的。40年来,深圳所有的巨大变化,都饱含了市场化的核心贡献。


深圳的民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的力量非常强大,一些本土崛起的世界500强和其他著名企业,例如华为、腾讯、大疆、平安、招行、比亚迪等等,都是成功的样板。显然,这些企业的强大,主要是依托了深圳比较成熟的市场化平台,很难想象,没有这种平台,华为如何能够成功崛起。


其实,在深圳,即便是国有企业的成长,也离不开市场化的强力支撑。例如央企招商局集团、华润、华侨城等,在深圳做得风生水起,同样是得到了市场化的背书。深投控是深圳地方国企,近年来发展迅速,去年已经进入世界500强,历数其成功的原因,市场化同样是排在第一位。


市场化的机制下,政府的作为就是一名合格的守夜人,做好战略布局、服务和监督,不去非理性地干预市场,不与企业争利益。只有当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才扮演补救角色,一旦市场恢复常态,政府角色立即退出。


近年来,深圳经济受内外多重因素影响,增长形势日益复杂多变,这种情况导致内外各级政府的管控和干预多起来了。鉴于深圳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波动带来的压力会长期存在,政府的管控和干预可能常态化和长期化。也有这样的情况,政府该负责任的事情反而一直得不到落实。最可怕的是,政府里面有些人已经把上述这样的政府行为模式逐渐看做是正常的。


市场对这些微妙的变化是存在明显反应的,华为出走松山湖就是一个突出的案例。社会舆论一致认为,市场化是深圳发展的灵魂,尊重市场是基本准则,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潜移默化地开倒车。深圳必须守住并深度弘扬市场化这个超级法宝,才能实现更博大更深刻的城市战略目标。

 

第2道门槛:能否让契约精神成为法治城市的守护门神?

 

法治化是与市场化伴随成长的,没有法治的市场化必将陷入市场的野蛮疯长,最后引发市场混乱甚至崩溃。


我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法治现象就是契约精神。基于法治的契约精神可以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政企关系、企业之间的关系、机构和个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深圳在高速成长过程中一直存在大量违反契约精神、违反法制的现象,例如华强北的假冒伪劣产品、企业之间的欺诈行为、地下钱庄的违法交易、股市里的老鼠仓问题、楼市里的高杠杆负债、政府人员的受贿、P2P爆雷,等等。


经过多年的发展,深圳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上述违反法制和契约精神的诸多问题也在不断受到法律的打压,法治环境在快速向良性方向改善。但违反法制的现象仍然很多,深圳法治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我认为,契约精神比契约本身更加重要。因为,契约是一种法律性质的约定,是刚性的,而契约精神是人们对于契约价值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主动认可,是柔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契约的刚性约束,常常是被动的,更多情况下,柔性的契约精神对人行为的约束更加深刻有效,因为它是人的主动行为。


有一次深圳市政府领导到华为调研,问任正非,需要政府帮忙做什么。任正非说,技术创新这些事不是政府该做的事,而是我们企业该做的事,政府帮助企业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就行了。任正非一语道破了法治城市的内涵,这就是,立法机构及政府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让契约精神得以大行其道,企业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下做好产业、技术、创新、市场方面的工作,市民普遍习惯性地按照契约精神处理各种关系,这个城市就是和谐发展的城市。


法治城市建设和契约精神的广谱化,这件事在既往40年的深圳算是打了个较好的基础,但远远没有达标,必须高强度努力,否则先行示范区建设就可能落空。

 

第3道门槛:能否探索出国际化的新模式?

 

深圳的40年是不断对外开放的40年,得益于毗邻香港的优势,使得深圳也获得了相应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


然而,深圳的国际化也存在诸多问题,总体上仍然停留在中低水平的开放性上面,例如,深圳至今仅有30来条偏弱的国际航线,与广州的300多条形成鲜明差距;深圳的境外客流90%以上来自香港,真正的国际客源为数并不多;深圳的境外投资大多数是香港投资;深圳严重缺乏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大型国际性活动,等等。


去年国家授权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中涉及到大量强化开放度和国际化的内容,这对于深圳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政策扶持,也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因为文件提及的对深圳扩大开放的要求非常高,以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深圳目前的条件,要做到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难度非常大。


大家都知道,美国在大搞“逆全球化”,在和中国搞全方位“脱钩”,就在这种艰难时刻,深圳要挑大梁实施更大力度的开放和国际化,可谓反其道而行之。显然,深圳不仅要总结以往国际化的经验,更要在对外开放方面探索全新的路径和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深圳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


比如,美国可能强行把中国踢出全球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交易的SWIFT系统,而深圳则成为中国数字货币的先行试验区,这个数字货币可能绕过SWIFT系统,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积极的新通道和新模式。


类似这样的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的探索,未来深圳必然要做很多的尝试。坦率地讲,这对于深圳来说是巨大的考验,并不一定会取得成功。好在深圳拥有试验权和纠错权,期待深圳在深度国际化和新的全球化国际化过程中坚强闯关,力求成功。

 

第4道门槛:能否在内循环的国策下重塑城市角色?

 

深圳经济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显,例如,深圳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名列全国城市进出口总额的第一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深圳产业和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受到的压力最大,外贸进出口业务量的波动下滑就可能持续发生。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国家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的本质是充分利用多年来在外循环中获得的大量资源、技术、资金和经验,对处于国际产业链中低端水平的国内经济体系进行全面的转型、提质和升级,从而以更高水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推进新型外循环的建立和运行。


内循环战略的提出对深圳既是重大挑战,也是重大机遇。重大挑战是,深圳多年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已经深刻影响了深圳经济的成长,若转向内循环,意味着深圳必须对现有经济增长模式实施重大调整,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产业和合作投放到内地;重大机遇是,深圳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在多年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下,相对内地具有更高的水平和能量,与内地经济对接中具有优势。


显然,深圳必须紧跟国家内循环战略,对经济运行模式实施重大调整。要以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定位积极参与国家内循环发展,并力争成为国家内循环发展的主导型城市。


深圳必须明确知晓,从大的国际形势看,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刚刚开始,中国的内循环战略将长期推进,深圳不能有临时心态和侥幸心态,要深刻融入内循环,避免在这个国家级战略中失去应有的主动和主导地位,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内循环的成就反向推进外循环的更高水平发展。

 

第5道门槛:能否补上华南交通枢纽门户城市的短板?

 

从历史上看,由于香港的境外属性和深圳的意外崛起,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两大国际化都市在华南地区都未能形成与城市匹配的交通枢纽门户地位,广州则千百年来就是华南地区的经贸中心城市,在中国闭关锁国的时代都通过广交会担负着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出口的重任,因此,长期以来,华南地区的大交通规划,如航空、高速、普铁、高铁、城际快速、普通公路、跨江交通等等,一向是以广州为中心。


然而,4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深圳一跃成为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城市,在大湾区各大城市经济总量排名中位列第一,超过广州,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城市。然而,支撑经济成长的关键因素——交通则一直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例如机场,深圳机场地处大湾区核心位置,优于香港机场和广州机场,但是,规划给予深圳机场的定位完全达不到这座超大城市的客流总量要求,规划到2025年达到5200万人次的旅客吞吐量,而2019年就达到了5300万人次。机场被定位国内为主,国际航线数量增长非常缓慢,这与深圳的国际化城市定位也极不相符。


在国家出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深圳的交通枢纽地位正式上升为和广州同级,指出要加快广州-深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近两年来,深圳在大湾区内的交通地位有所提升,更多的国际航线开通了,第三跑道和新航站楼获批了,高铁、高速、城际快速等都在增加。尤其是深中通道的开建,即将打通深圳直接通往珠江入海口西岸的重要通道,加上深茂铁路、正在实施论证的深珠通道等重大跨江跨海交通工程,深圳的交通枢纽门户地位将得到显著提升。


但是,深圳的大交通补课力度与它在大湾区的头牌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位仍然有明显差距,包括与临深城市间的地铁线路等问题仍待深入解决。深圳在大湾区乃至华南地区的交通枢纽门户的确立对于深圳未来的城市地位和经济增长战略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能否补上这块短板,仍待密切观察。

 

第6道门槛:能否实质性纠正土地多重错配引发的发展失衡?

 

深圳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由1980年的2亿多暴增到2019年的将近2.7万亿,上升了1万多倍。然而,深圳的市域面积没有增加,仍然是1997平方公里。深圳最大的困局就是土地匮乏,由于土地供应跟不上,导致深圳住房及很多公共服务项目供需关系长期紧张,房价一路上升,给市民解决住房需求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深入分析发现,深圳在土地问题上存在如下三重错配,从而引发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


第一,土地总量供需错配。上面已经谈到,深圳现有土地总量与其经济的快速增长之间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在国内所有的大城市中间,深圳的土地总量是最少的,而深圳经济的发展却是最快的。深圳民间曾经多次提到扩容问题,以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但至今没有相关政策投放。


第二,深圳土地利用的商服错配。多年来,深圳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有限的新地供应和城市更新土地供应方面,把更多的土地确定为工商产业用地,在寸土寸金的条件下,仍然刚性维持了30%的工业用地红线。这种情况下,住宅用地以及相应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用地严重不足,造成明显的商服错配,导致近年来写字楼物业的空置率居高不下,而住房以及学校、医院、文化消费等公共服务物业供应严重不足。


第三,保障性住房领域的用地错配。深圳2018年推出二次房改方案,把保障性住房总量占比提高到60%。然而,在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方面,同样跟不上规划的要求,存在用地错配问题。


深圳在无法扩容的背景下,希望通过都市圈战略,在更多的临深片区实施类似深汕特别合作区那样的扩权,以增加有效土地利用空间,然而,深汕合作区的模式能否继续,其他扩权的构想能否解决深圳的土地匮乏问题,仍然是悬案。

 

第7道门槛:能否依托大湾区和都市圈战略实现双向赋能?

 

深圳在区域经济发展上,目前有两个重要的机遇,一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另一个是深圳都市圈。从理论上看,大湾区和都市圈都有助于深圳强化和周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纽带关系,实现资源、人才、资金、产业等诸多要素的融合发展。


深圳作为大湾区和都市圈内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具有极强的辐射力和能量,理应对周边城市形成辐射和带动作用;同样,周边城市也可能借助深圳的赋能获得更快的发展,并把自己城市的资源、人力等优势发挥出来,向深圳输送。这就是所谓城际合作中的双向赋能。


然而,以往国内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际合作通常很难打破城际行政藩篱,一些看起来很有前景的合作蓝图在现实中往往变得很不可行,核心问题还是各个城市的利益保护。


深圳的确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在大湾区框架下,特别是在都市圈框架下,积极探索深汕模式以及其他模式的有效城际合作,以打破长期以来固有的城际藩篱,真正实现深圳以及周边城市的双向赋能和融合式发展。

 

第8道门槛:能否确立深圳版本的独特科技创新体系模式?

 

40年来,深圳在快速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在全国城市中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新体系模式,那就是,以企业为中心,辅之以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快速实施科技成果研发和转化,这种模式与全国其他城市的以高校和科研机构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


例如,华为将近20万员工中,光科技研发人员就达到8万多人,其中还有数百名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等。企业担纲科技研发创新首位角色的最大好处就是,他们身处科技创新成果与生产流程结合的第一线,能够以最快的方式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当然,深圳缺乏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困局也一直是深圳的心病。近年来,深圳加大力度引进高校和科研机构,显然希望尽快弥补这个短板。但是我认为,深圳多年来形成的以企业为中心,结合高校、科研机构,较快推进科技创新研发,并尽快实施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是深圳的独特优势,应该坚持。深圳应该加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引进和建设,但更应该对既有的科技创新体系模式加以充分的总结,对其进行明确的产业模式的确认和保护,让这种生命力极强的模式继续为深圳的高科技成长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9道门槛:能否完成产业链高端化的战略升级?

 

目前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链和工业制造体系。我一直对这种说法有异议。近日,美国政府一再实施长臂管辖,全面阻止全球任何采用美国技术、产品、零部件的国际公司和华为合作,包括华为芯片的生产活动。华为已表态,其最尖端的芯片研发成果可能面临无法生产的局面而成为绝版。这表明,国内的产业链和工业制造体系并不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完备,特别在高端产品方面,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和产业链仍然存在很大缺口。


深圳作为国内科技研发智造能力最强的城市,面对美国在产业链和工业制造体系方面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应该扮演积极创新的角色,全力完成产业链高端化的战略升级,从而化解华为出现的那种制造链缺失引发的科技和产业断档现象。这个任务极其艰巨,但是对于中国、对于深圳来讲,是绝无退路的行动。

 

第10道门槛:能否真正通过先行示范让世界更加理解中国模式?

 

在既往40年的改革开放中,深圳依托经济特区的模板,成功地创造了深圳的奇迹,为全国的发展提供了样板。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国家文件中,深圳又被赋予了重大的战略使命,那就是,在先行探索过程中,实质性巩固和提升中国发展模式,并以深圳自身的实践,向全球展示和示范独特的中国发展模式。


这是一个高大、艰巨而光荣的特殊使命,以往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特殊授权,让一个城市代表国家向世界各国示范中国模式,引导更多的国家了解并实际认同中国模式的现实价值。


深圳承担这样的任务,是存在非常大的困难和风险的,但深圳别无选择,只能坚定前行,因为,深圳在国内城市中,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经验最丰富,最有资格代表国家执行这样的神圣任务;从国际社会看,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在40年快速发展中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发展模式应该让全世界人民更加了解和认同,并且能够通过深圳的实践案例实实在在推动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深度合作。

 

上面我概括了40年的深圳面临的10道门槛,跨越这些门槛需要深圳做出极大的努力,但我相信深圳有信心、有能力跨越这些门槛,让深圳变得更加开放,更加从容,更加强大,能够在本世纪中叶成功实现国家在先行示范区重要文件中所提出的全球标杆城市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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